“建立健全困境企业庭前诊断机制。为尽早发现、诊断陷入债务危机的企业，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在进入正式破产程序前的研判救助功能，在重整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前，通过府院联动协调机制引入专业力量，提前摸清企业资产负债底数，尽早谋划风险应对方案，为困境企业提供破产前辅导，实现庭外救治与庭内程序的联动衔接。”5月30日，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一中院”）第三审判区，该院党组书记、院长马强对记者表示。
作为总部经济的聚集地，北京市承载着大型企业集团的债务风险化解和产业赋能更新。近年来，北京市通过打造破产案件府院联动机制，探索出台系列创新机制，统筹解决办理破产外部问题，协同化解企业困境。
据马强介绍，北京破产法庭成立5年来，北京一中院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了府院联动机制，形成大要案协调机制、疑难个案会商机制和上市公司重整核查机制，在服务保障首都高质量发展，维护债权人、债务人和各方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日前，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与北京一中院联合发布“办理破产案件府院联动典型案例及机制”。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于鸷隆在会上介绍，2021年，经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，北京市企业破产和市场主体退出工作联席会议机制设立，这是全国首个在政府部门设立的破产行政协调机构，该机构由主管发展改革、政法、营商环境的三位市领导分别担任召集人和副召集人，协调机制成员由23家市级单位、16个区政府及北京经济开发区的一把手组成，凝聚政府、法院、管理人、市场机构协同力量，为企业提供多渠道破产服务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注意到，2024年3月21日，北京市发展改革委、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等21个部门联合印发《北京市深化破产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》，围绕破产财产处置、信用修复、涉税服务、注销登记等9个方面制定45条政策，提出无须解封也可拍卖被查封破产财产、支持破产重整企业“一口申报”信用修复、建立市级税务部门“一口进”债权申报渠道、优化破产信息查询“一站式”服务等创新举措，降低经营主体退出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在此机制下，北京市率先建立破产重整企业信用修复和公示制度，率先开通破产管理人信息查询“线上+线下”集成服务，率先实现财产解封与带封处置并举，推进简易注销制度改革，优化破产涉税办理服务，率先建立机动车信息共享和协同处置机制。
“推动经营主体挽救和有序退出，配资炒股免息配资平台积极探索多元化庭外调解机制，提高援助资金支持效率。”于鸷隆表示。
中电华通科技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间，由于公司重整前经营不善，存在1条失信信息和3条经营异常信息，后续经营融资存在很大障碍。通过府院联动机制，重整企业通过信用修复“一口申报”窗口一次性完成前述4条异常信息的信用修复，有效推进重整计划执行和企业后续正常经营融资。
“重整后的企业要重新参与市场竞争,就需要修复各种不良信息记录。如果无法修复，会直接影响重整后的企业正常经营、招投标和融资。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可以有效解决重整企业信用修复的问题。”北京破产法庭庭长常洁告诉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。
据了解，为使破产援助资金申请更便捷，北京一中院将破产援助资金内部线下审批程序优化调整为北京法院“智汇云”线上平台办理，有效推动“无财产、无人员、无账册”的“三无”破产企业出清。
为全面落实市营商环境改革系列方案，北京一中院出台《中小微企业快速重整工作办法》，简化中小微企业重整流程，缩短重整期限，提升困境中小微企业尽早救治的积极性。
北京一中院副院长马来客表示，中小微企业因为抗风险能力弱，在融资和交易的过程中，通常企业主会通过各种协议对企业债务进行担保，这种清算成本的外部化，决定了中小微企业危机救助与大型企业救助的根本差别。在法律制度上由企业在重整期间自行管理、保留出资人权益，同步化解企业债务和个人债务，都为中小微困境企业的拯救重生提供制度保障。
马来客说，下一步，在已有的府院联动机制基础上，将继续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关工作：
一是推进中小微企业在陷入困境至破产前的预警机制。推动明确中小微企业前期风险预警的牵头单位、成员组成和工作职能，在工商、税务、社保、法院执行等部门形成合力的基础上，提示预警中小微企业早期意识到债务风险,尽快开展有效债务化解工作，防止风险累积蔓延。
二是在府院联动机制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大对重整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。法院将和相关部门一道，在遵循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基础上，拓宽重整融资渠道，探索建立面向重整中小微企业的授信支持机制，支持各类基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中小微企业。
三是继续深化相关领域府院联动机制，促进中小微企业在出清和拯救环节进一步缩短时间，减低成本。继续推进上市公司重整核查机制，做好上市公司监管与重整规则的衔接适用，实现重整信息与监管部门的共知共享；继续开展中小微重整企业在信息一体查询、信用修复、税收支持、资产划转等府院联动机制的深化实施；在前期破产不动产处置联席会议基础上，进一步推进不动产违法事项纠正、加快拍卖处置等工作，争取通过逐步积累堵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将个案层面的良好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层面的长效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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